经济学家贝克获得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曾说,卢卡斯早该获奖了。不久前,在卢卡斯真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他表示祝贺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他早该获奖。因为的在70年代所创的“理性预期理论”已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所证明,并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思想,其主张已成为高层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本人也年年出现在诺贝尔候选人的名单上。

但“迟来”的荣誉自有迟来的道理。撇开评委们的“顺序”考虑不谈,就在一年前,人们还在对以政府干预著称的“日本模式大加颂扬。即使崇尚自由经济理论的美国政府也做贼似地在某些方面学习日本,也想玩点“政府干预”——里根和布什都进行过实行一点“工业政策”的小小尝试,在公开场合则对此矢口否认。用现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加顿3年前的话来说:“这是些非常、非常小的措施,采取时总是不大情愿,总是带着‘我们罪责难逃’的想法。”克林顿执政后,“政府干预”明目张胆起来,商务部公然成立了“经济作战室”,由副部长加顿亲自挂帅。就在日本的“官吏经济”明显露出败相之后,商务部长布朗还公开鼓吹所谓“工业和政府之间新型伙伴关系。对此,美国的企业家们兴高采烈,而有识之士则忧心重重:为同日欧争夺短期利益而进行政府干预,不仅最终会损害美国长期以来竭力予以维护和加强的自由贸易体系。好在美国政府的小打小闹在自由经济思想的大本营里并未形成气候。

与美国政府不同,倒是一些处于制度转轨中的政府(特别是拉美国家)奉行所谓“极端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析板智利为例,其经济部长豪尔赫·马歇尔在两年前曾说,“我们智利没有工业政策”,从不向某一特殊部门实行“倾斜”政策。在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外开放进程中,不少行业被挤垮,留下来的是那些与开放相适应的产品。智利曾因此失去了本国90%的汽车市场,而今已有能力不仅向邻国而且向更发达的国家出口汽车、计算机……。“我们有的只是一种生产要素政策”:为工人和技术员培训、为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提供贷款或补贴。

自由派不仅有日本、智利、美国(其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工业未经政府干预,而造自身力量重新夺回世界霸主地位)等正反论据,还有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作为其形而上的支柱。5年前,美藉日裔学者福山宣布:人类经济思想的进化和演变在接近最终点,借用黑格尔的话可叫作“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将取得彻底胜利,自由已无可置疑地成为全部经济原理中永恒的“第一原理”。

其实,以“国家干预”著称的凯恩斯主义,也并未否定自由,所谓“干预”是宏观的,是建立在企业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的,绝非被一些人庸俗化的那种无边的、事无巨细的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产生于那样一个时代:多数企业由于其知识、信息及分析能力的局限性,无法对市场的变化作出理性的、准确的反应,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跟着感觉走,因此无法按“萨伊定律”自动实现市场均衡,结果导致了30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恰恰在于,私人企业理笥预期的不足需要政府干预来弥补。今天不同了,现代化传播手段使越来越多的大众和企业主具有了“理性预期派”所说的那种能力: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形势,对政府的政策和价格水平变动作出明智、准确的判断,并据此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事先采取防范措施,从而使政府的政策失效或走形。在此情况下,除货币政策外,应尽可能取消其它形式的政府干预,市场均衡可自动实现。当然,均衡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暂时的失衡。

必须强调的是“理性预期学派”所说的那能力。难怪卢卡斯的研究重点之一是行为科学。在那些多数人不具备这能力的国家,政府干预仍具有重要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必须根据高水平的“理性预期”,作出适度的干预。卢卡斯在一年前讨论“平等经济学”时就说,不根据国情而套用一种模式,等于要一名篮球王乔丹那样投篮。

美国学者欧文·克里斯托尔曾说,市场经济取决于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在行的,而这只有通过长期不断进行一种初级的但却是根本性的经济教育才能获得并维持。他认为,美国公众的经济学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国家。

反观中国,不用说那些素质低下的个体户,就是不少受过高等教育、见过一些市面的国有企业领导也在搞那种百理性的、财博式的短视的一哄而上、一窝蜂。因此而引导起了多大混乱,造成了多少资源的浪费和损失?!至于一些人把欺骗、敲诈、行贿受贿也当作市场经济,那就更令人感到可悲。这固然与全制上的问题有很大关系,但经济思想的极度贫乏或扭曲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类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处在改革关头的中国,需要一种适用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种理论如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有人为这种理论起了一个名称,叫“发展经济学”。谁能成功地完成它,谁就完全有资格享受卢卡斯获得的荣誉。对经济学家,卢卡斯不是“终结,也并不遥远;对中国经济,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时代不可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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